超伯

陶傑

多讀無用之書

2015-02-12

     台北市長柯文哲言語「惹火」，譬如最近談論讀書，講了一句「（中國人）凡事都要有用，最後就停留在應用的Level，一直問有用沒用，結局就是整個民族失去了創造力」，又被指為「偏激」。

   在一個言語八股、思維平庸的社會，只是講幾句中肯的話，就叫「一針見血」了。柯文哲的觀點，並不新鮮，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也勸人「多讀無用之書」，英雄所見略同，因為中文的「讀書」，跟英文的Reading不一樣，Reading本身並無明確目的與功能，但是中文的「讀書」，由於科舉制度，直接與仕途掛，「讀書人」不是為了興趣讀書，而是為了做官。

    對於中國人，做官大過天，因為在皇權統治的金字塔裏，權力與利益只集中在塔頂，社會底層的萬千老百姓，一生做牛做馬，但求溫飽，想要一朝翻身，只有讀書考試的一條路，而有「朝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」之極端戲劇化的命運轉變。

     此一讀書傳統，不但以功利為目標，內容也非常局限，從科舉開始，近一千年裏，讀的只是四書五經，此外都歸為「無用之書」，將中國讀書人的才智都耗於解讀經書，推測上意，而對世間的其他領域極度缺乏研究，所謂「兩耳不聞天下事，一心只讀聖賢書」，對數學、科學、自然其他一切領域都興趣缺失，即使率先發明火藥，但欠缺學術系統，不能精益求精，對於西方的技術，先是貶為「奇技淫巧」，吃了敗仗才驚歎人家「船堅炮利」。



        《紅樓夢》對此一傳統深惡痛絕，書中這樣評賈寶玉：「潦倒不通事務，愚頑怕讀文章」，指的當然是做官的「事務」與科舉的「文章」，賈寶玉最討厭「務實」，在寧府上房看見一副對聯：「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」，即死活不肯留下，逃也來不及，結果到了秦可卿房間，看見一幅海棠春睡圖，配兩句詩：「嫩寒鎖夢因春冷，芳氣籠人是酒香」，頓時心情舒暢。前後這兩副對聯，就是有用跟無用的對比，而中國社會傳統以來，只前者有回報，後者的創意、情趣、浪漫、感性，懂得珍惜欣賞的人，像賈寶玉這樣，一直是極少數。

       曹雪芹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，一部《紅樓夢》，涉及禮儀、服飾、詩歌、戲曲、藝術、飲食、醫藥、建築各領域，是公認的文化寶鑑，但曹雪芹這般多才多藝的大師，在他的時代並無一席之地。中國的讀書傳統，只為皇帝培養僕役，需要的是懂得聽命，循規蹈矩的人，而不需要創意與獨立人格。



        但十九世紀以來，西方文明創造的現代世界，從蒸氣火車到智能電話的發明，從植物學到量子力學的探究，改變歷史，不是因為知識「有用」，而是出於有無盡的求知欲，不是為了賺錢活命，而是出於滿足精神的渴求。人生處世，讀書求問，要像初生的嬰兒，永遠謙卑而好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