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

莫害死學生 並害苦香港人

莫害死學生 並害苦香港人
香港有這樣一批人,他們口頭上說,自己不支持港獨;但在實際行動上,卻處處阻止別人去反對港獨。誰要是批評一下港獨分子的言行,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跳出來,反過來說反港獨的人不是,說反對者反應過敏,只會刺激更多的人支持港獨,有人甚至說,港獨是反港獨的人弄出來的。這是甚麼邏輯?明明是港獨分子公然叫囂在先,反港獨者批評回應在後,怎能把回應的人說成是發動的人?分明是有人想替港獨分子排除阻力,使港獨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。
 日前,香港十間大學的校長,發表了一份反對港獨的聯合聲明,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,但亦有人跳出來,說校長的聲明是在中方的壓力下,被迫作出的。有人甚至指校長已向中共跪低。很明顯,說這種話的人本身就是在向校長施壓。誰要是反獨,他們就說誰是接受中共擺布。他們想利用港人恐共與仇共的情緒,去削弱香港的反獨力量,好讓港獨分子可以顯得更有勢頭,可以更容易擴散出去。
 其實,有不少反對港獨的人,根本不是中共的追隨者;他們中有些甚至是極之反共的。但這不妨礙他們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,不想國土被分裂,國勢被削弱。他們更不想自己的後代,像羅興亞人或庫爾德族人那樣,要淪落天涯,到處被人欺負,他們覺得,年輕人或許因為入世未深,才不明白箇中道理;但一些為人師表的,竟也對港獨假反對真縱容,實在有點不可思議。
 他們亦想不明白,為何有些香港人,之前可以這樣積極投入保釣運動,現在卻可掉過頭來支持港獨。相比釣魚台,香港對中國來說,無論在政治、經濟、民生、文化等層面,都更為重要。可見他們當年搞保釣,其出發點根本不是為了國家的利益。
 站在中國的利益來考慮,無論中國由哪個政黨來執政,中國人民都不容香港獨立。執政者若是在這個立場上表現得軟弱的話,他的執政地位就不可能保得住。因此,無論誰執政,都不會對香港獨立袖手旁觀,反對派選擇在港獨問題上去挑釁北京,實在十分不智。這只會叫北京把對香港的政策收得更緊,令香港人原先還可以享有的自主空間也被縮小。情況將有如佔中換來人大8.31決定一樣。
 我相信,現時在背後策動年輕人去搞港獨的人,他們是十分清楚香港是沒有機會獨立的。所以,他們的目標根本不是要令到香港獨立,而是要令中共的一國兩制失敗。他們知道,在別的問題上中國還可以忍手,但一涉及領土與主權,中共就一定會反應強烈,那就很容易行差踏錯,破壞了對一國兩制的承諾,那之前的努力,就會毀於一旦。
 不過,我相信中共即使出手,亦不會立即改行一國一制算數,而是會進一步把政策收緊,甚至會把某些全國性的法律,也拿到香港來推行,直到港獨思潮沒有滋長空間為止。只是在這個過程中,其他香港人也一併成了受害者,自主的空間一定不如今天多。至於參與港獨的年輕人,付出的代價一定會更多。他們會犯法、會坐牢、會失學、會前途盡毀,再回頭已是百年身。
C觀點施永青

2017年9月13日 星期三

論語(四則)-----

論語(四則)-----譯文
1. 子曰:「學而時習之,不亦悅乎?有朋自遠方來,不亦樂乎?人不知而不慍,不亦君子乎?」
3. 子曰:「溫故而知新,可以為師矣。」
2. 子曰:「學而不思則罔,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4. 子曰:「三人行,必有我師焉:擇其善者而從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最佳解答:  1. 子曰:「學而時習之,不亦悅乎?有朋自遠方來,不亦樂乎?人不知而不慍,不亦君子乎?」
 語譯: 孔子說:「學習了并按一定的時間溫習,不是很愉快嗎? 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方來,我和他一同探討、交流,不也是很快樂嗎?」
 分析: 孔子認為學習是一個人安身處世的根本,勸人以學習為樂,並且指出學習的正確方法。學了知識或技能,必須反覆溫習和鍛鍊,才能鞏固所學。至於待人方面,有朋友從遠方來探訪,自然感到高興;但遇到不瞭解自己的人,也不抱怨,這樣才可以稱得上是君子。這一則用反問句來表示肯定的內容,語氣顯得委婉而親切。
2. 子曰:「溫故而知新,可以為師矣。」
 語譯: 孔子說:「溫習舊的知識,從而得到新的知識,這樣就可以作為老師了。」
 分析: 孔子以自己的切身體會,總結出「學」和「思」之間的關係,指出兩者應當並重,不可偏廢。只顧埋頭讀書而不思考,那就不能透徹理解;相反,只空想而不讀書則會產生疑惑。這一則用對比的寫法指出「學而不思」和「思而不學」都不足取,從而使人悟出「學」與「思」不可缺一的道理。
3. 子曰:「學而不思則罔,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 語譯: 孔子說:「學習了卻不思考,就會迷惑;思考了卻不學習,就會精神疲倦而無所得。」
 分析: 這則雖然和第一則意思相近,也是談論溫習的重要性,但比「學而時習之」又進了一層,特別強調知識的更新。溫習學過的知識,每有新的體會。能不斷更新知識,這樣的人就可以做老師了。「溫故」和「知新」貌似對立,實則相輔相成,「溫故知新」這說法極富有哲理。
4. 子曰:「三人行,必有我師焉:擇其善者而從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 語譯: 孔子說:「三個人在一起行走,一定有可以作我的老師的人在其中;我選擇他們那些好的方面學習,那些不好的如果自己也有,就要改正它。」
 分析: 這一則主要說明不僅要自書本中學習,還要向身邊的人學習。幾個人走在一起,其中必定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。所以,我們既要從正面學習別人的長處,也要從別人的錯誤中汲取教訓。
 總括:
孔子所強調的學習方法是:第一「學而時習之」,學了之後,一定要按時重溫,經常練習,這樣才能鞏固知識,提高能力。第二,「學」與「思」相結合。學習時要思考,在思考中學習,二者相互促進。第三,「溫故知新」。通過溫習,對舊知識加深理解,熟練掌握,為學習新知識打下基礎,也可從中得到新體會。這種「推陳出新」的學習方法,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孔子認為,對自己要加強身心修養,愛護自己的朋友,即使別人對自己不了解,也不能惱火;還要牢記「三人行,必有我師焉」,要善於向他人學習。
 網址提供:
http://www.edb.gov.hk/FileManager/TC/Content_3019/wen01.doc

2017年9月2日 星期六

一個日本青年岩里政男

一個日本青年岩里政男

  談到國歌、談到中國抗日戰爭,想起很多故事。我小時候住在深水埗的一家商舖,閒着沒事,天天坐在門口看街,經常見到一個「乾淨」乞丐走過,這個乞丐和其他的乞丐很不同,陸軍裝髮型,穿著背心短褲,衣褲雖然已經變得灰白,但頗為乾淨,想是經常洗換。這個乞丐不大講話,街坊都稱呼他「日本仔」。
  後來聽爸爸說,「日本仔」是二戰時侵略香港的日軍,戰後日本投降,不知道是甚麼原因,他滯留在香港,一過就是幾十年。我當時覺得他的人生很悲慘,被國家派到異地打仗,最終流落異鄉,與家人永久分離,終生行乞過活。
  人的命運難測,就在這個「日本仔」從軍打仗的差不多時候,一個叫岩里政男的日本青年,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農林經濟科讀書。二次大戰開始,岩里政男被徵召轉讀日本預備士官學校炮兵科。他的兄長岩里武則同樣被徵召入伍,被派到東南亞打仗,最後在馬尼拉之役戰死沙場,其靈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之內。
  岩里政男留在日本作戰,在名古屋當炮兵士官,在二戰最後階段,以高射炮迎戰對日本本土大舉轟炸的美國戰機。二戰結束後,岩里政男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乘坐日本郵輪「米山丸」回到台灣,在台灣大學重新就學。這個岩里政男,就是李登輝,後來台灣的總統。
  你可能會問,為甚麼好好一個中國人,會改了一個日本名字?這就要回看台灣的歷史。在「甲午之戰」後,中國大敗,中日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《馬關條約》,中國把台灣割讓予日本。在李登輝長大的年代,台灣就像其他殖民地一樣,實行日語教育。李登輝看的是日文書,懂得日文,不太懂中文。當時也有相當數量的日本人移民台灣,成為台灣高一等的民族。台灣最高級的學校,只讓日本人子女入讀,華人只可以讀次一等的學校。反過來說,台灣人能夠到日本留學,就是一個鍍金的行為。
  日本開始部署侵華的同時,推動了一個「皇民化運動」,逐步把台灣、北韓、琉球(即今日的沖繩)以及中國滿洲國等殖民地的人民,同化成大日本帝國的皇民,既防止這些殖民人民地在戰時造反,也把他們納入日本軍隊,充實日本兵源,到各地打仗。
  李登輝就改了岩里政男這個日本名字。試想一個只懂日語、有着一個純日本姓氏的人,他也分不清自己是日本人還是殖民地的人,這是一個消滅民族的計劃。
  試想如果日本人能夠沉得住氣,沒有在一九三七年發動侵華戰爭,也沒有參與二次大戰的話,今天的歷史便要改寫,中國東北一大片土地、台灣、北韓最後可能被日本完全同化,成為日本帝國的部份。當地的人經過一兩代之後,便完全變成日本人,不再是中國人、朝鮮人。你今天去沖繩旅行,那裏已是日本一部份。過去,沖繩以前是臣服於中國的琉球王朝。現在,你已分不清琉球人和日本人。
  國際的舞台,就好像森林一樣,並不講道義,也不講原則,只講強弱。強國吞併弱國,弱國民族湮滅。台灣之所以走上台獨的道路,部份的歷史根源,就是其殖民地時代的親日背景。李登輝在二戰之後五十年成為台灣的總統,他經常自命是日本人,不是中國人。
  香港人身處的英國殖民地時代,不像日本殖民地那樣的徹底殖民化。香港人仍然有較強的中國人身份認同,反而在回歸之後,變得例外。
  我談到國歌,說到民族精神,講到抗日歷史,並非想宣揚一種仇日心理。我覺得無論是小時候遇到的行乞的「日本仔」,抑或岩里政男,都是時代的受害者,他們只不過是被激進政府播弄,成為政權的犧牲品。
  無論如何,中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,在世界上佔有重要一席,得來不易。我們對國歌,應應該抱有一份崇敬、一份感情。
「巴士的報」是一份網上報紙,讓網民隨時隨地拿着手機或平板電腦可以看到。www.bastillepost.com
wh.lo@bastillepost.com
盧永雄 
 盧永雄 博客 @ 

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

國歌堅持用抗戰歌詞有深意

國歌堅持用抗戰歌詞有深意
  昨天談到全國人大計劃制訂《國歌法》。我覺得今天很多香港人對於國歌的認識,還是很少,值得一談。

  我三十多年前讀大學的時候,首次接觸到中國國歌。開頭那幾句:「起來!不願做奴隸的人們!把我們的血肉,築成我們新的長城!」覺得甚為鼓舞人心。當唱到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」這一句,就覺得有點奇怪:中國那個時候,已經遠離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日的危險時期,為甚麼還要保留這句子呢?引起了我去翻查國歌歷史的興趣。
  國歌是《義勇軍進行曲》,於一九三五年由聶耳作曲、田漢作詞。原是一首抗日的歌曲,成為電影《風雲兒女》的主題曲。要明白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產生的背景,一定要明白當時的歷史。在這首歌曲創作之前四年,一九三一年發生了「九一八事變」。日本侵略中國的東北,在東北三省、內蒙以東和河北地區建立了「滿洲國」,扶植已經遜位的最後一個清朝皇帝溥儀為滿洲國的皇帝,其實等於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傀儡皇帝。 
  滿洲國是日本入侵中國的殖民地,又把大量日本人殖民到滿洲國。當時日本政府在國內大力宣傳滿洲有好山好水,很多農田,土地肥沃,騙了很多日本人到滿洲開荒,客觀上大量在當地殖民。
  日本打開滿洲國這個缺口,想鯨吞中國的意圖,昭昭明甚,也激起了中國國民風起雲湧的抗日情緒,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也在這個時代產生。兩年之後,到一九三七年,日本製造「盧溝橋事件」,借追尋失蹤日軍為由,對中國展開全面侵略,八年抗戰,就此展開。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產生,也等如預言了中國人要奮起抗日,否則就會做亡國之奴隸。最後經過八年艱苦戰爭,成功抗日,之後再經歷四年內戰,共產黨奪得中國政權。
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,在新中國建國前夕,毛澤東及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國旗、國徽、國歌、紀年、國都協商座談會。談到國歌的時候,曾經討論到是否應該修改國歌的歌詞,特別是當中的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」,因為當時的中國,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了。當時,包括田漢等人都贊成修改,但也有不少人反對。
  最後周恩來建議保留原來的歌詞,因為「這樣才能鼓動情感。修改後,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了。」最後由毛澤東拍板,保留原來的歌詞。其實,很多國家如法國的國歌《馬賽曲》,也保留當時革命的歌詞,尊重其完整性,凸顯民族革命的靈魂。
  明白了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在抗日時代產生的背景,才會知這不是代表某黨或者某政府的歌曲,而是代表中國人對抗外國侵略、爭取民族獨立自主的精神。
  內地現時提出制訂《國歌法》,源於有全國政協委員發現在不同場合,出於演奏的種種需要,可能會對國歌的奏鳴有不同的改動,所以建議訂立《國歌法》,統一使用國歌的標準。據悉,雖然《國歌法》的產生,並非因為有香港人辱罵國歌而生,但香港出現這些歪異行為,一定程度觸動了中央,覺得要盡快訂立《國歌法》,以防止侮辱國歌的風氣蔓延。
  當有些人噓國歌,甚至把國歌改成粗口歌的時候,原意可能是想表達對中央政府或者當時特首的不滿,但其行為本身,其實是在侮辱自己的民族。我們在和平的時候,完全想像不到國家給人侵略、發生戰亂的悲慘情況。但當放眼世界,看到伊拉克及敍利亞被伊斯蘭國佔據的慘況,就會明白戰亂並非無可能發生,外來的侵略,隨時都有可能。
  當然,防範外國的侵略、維護民族的獨立的同時,完全不等於和監督政府有良好的施政、維護民主自由和人權,互相有衝突。但無論如何,我們都要明白,不應該侮辱國歌,侮辱國歌,就等如踐踏自己民族的靈魂。
「巴士的報」是一份網上報紙,讓網民隨時隨地拿着手機或平板電腦可以看到。www.bastillepost.com
wh.lo@bastillepost.com
盧永雄
AAAAAAAAAAAAAAAAAA

2017年8月19日 星期六

以法達義是錯的

以法達義是錯的
通識老師請注意:「以法達義」是錯的
         黃之鋒等「雙學三子」被上訴庭判處監禁,上訴庭判詞詳細解釋了保障集會自由權利和遵守法律兩者如何協調,值得關心法治概念者細讀。

  判詞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副庭長楊振權法官提到:「一些有識之士,鼓吹『違法達義』的口號、鼓勵他人犯法。」楊官所講的「有識之士」,顯然就是指戴耀廷。戴耀廷自二○一三年開始鼓吹發起違反法律的佔中運動時,大力宣揚他所謂「以法達義」的理論,認為「違反不義的法律以達到公義,是符合法治的做法」。
  時至今天,戴耀廷還大力鼓吹所謂「以法達義」的概念,港大法律學院有一個法律教育計劃,主講者是戴耀廷及公民黨的律師,他們更培訓通識科老師。他們宣稱,法治有四層:第一層是有法可依;第二層是有法必依;第三層是以法限權;第四層是以法達義。
  在戴耀廷及香港大學的大力推廣下,現時見到各大報章及教育機構的通識教育機構的參考材料中,當講到法治時,都充斥著這種法治有四層的錯誤資料。
  我們可以幾個角度分析戴耀廷所謂以法達義的謬誤。第一,憲法學的真正權威並非如此解說。我也讀過憲法學,知道真正憲法學的權威是戴雪(A.V. Dicey)(1835 - 1922),他在《憲法學學習初階》中,講述依法就是依法而治,相對於神權統治或個別官員的統治。他提出三大法治原則:1.不犯法不受罰。2.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3.自由和權利由法律保障。
  戴雪也探討過所謂法律不公義的問題,他認為存持一個穩定的司法系統,遠重要於由於法律的不完善所帶來的不公義。他的微小讓步,只是在非常非常罕有的情況下,才能以武力革命去推翻法律。民眾認為不公義的法律,應以合法方式推動修改。
  第二、無限制的集會自由,是對自由和法治制度的重大威脅。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判詞中指出,集會和示威的自由並非絕對和無限制的,如果示威者作出違法行為,破壞公眾秩序,會導致社會陷於混亂狀態,對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有嚴重的負面影響,亦令其他人士無法行使應有的權利和自由,如該情況未能有效制止,甚麼自由法治都是空談。
  第三、誰來界定正義?戴耀廷號稱以法達義,對任何不公義的法律,都可以不遵守,等如說「做犯法事情都是法治,因為我正義」。問題是誰來界定正義呢?我們深信伊斯蘭國是邪惡的,但前美國中情局臥底探員Amaryllis Fox就有一個很發人深省的斷語: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好人,在美國街頭問美國人,所有人都說伊斯蘭國是邪惡的。但如果你在伊拉克及敍利亞街頭問當地人民:美國為甚麼會轟炸他們的國家?他們說「美國對伊斯蘭教信眾開戰。」
  她的話發人深省。那些高舉正義旗幟的人,呼籲我們不用遵守法律,實際上相當恐怖。當社會陷入混亂的時候,結局是軍法統治,所有自由、民主的理想,都變為空談。
  我呼籲所有通識老師,仔細讀讀法庭這次的判詞,了解正確的法治概念,更希望港大也研究一下這份判詞,檢討一下法治教育計劃,是否在教導別人正確的法治觀念。
(可參考判詞全文https︰//goo.gl/Dz6sxv)
wh.lo@bastillepost.com
盧永雄

2017年8月17日 星期四

問誰領她進監牢

 問誰領她進監牢
  拿着竹枝鐵馬砸爛立法會玻璃及外牆、衝擊財委會東北撥款會議的十三名示威者,因非法集結罪成,這天,被上訴庭覆核刑期後加刑,由原審的社會服務令,改為全部即時監禁。據報道,十三人聞判決後表現平靜,唯獨女被告何潔泓黯然落淚。
  何潔泓何許人也?沒留意社運新聞的不會認識她,留意的也不一定記得這臉孔,她是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,因為樣子標致,跟周澄一樣被封為社運女神,是佔中男神岑傲暉的女友。
  這天,何潔泓被判即時入獄十三個月後,透過友人在社交網站發文:「當自己決定不認罪、表示毫無悔意,是倔強地表明,刑罰不會改變我的信念、無法讓我感到後悔」。原來,那淚,不是悔意。
  同日深夜,何媽媽在臉書上載女兒的照片並留言:「有天當你回來時,磨練把你更堅實,體現把你更豐富……你是我的驕傲,你沒有錯!」
  何潔泓自小父母離異,何媽媽在凍肉店打工,本來很反對她搞社運,「自從我看過一幀照片,女兒守護菜園村,在堆土機前被大批警員拉扯,我即刻喊了出來,好氣憤,點解他們要如此對待一個手無寸鐵市民?」雖心痛,卻從此以女兒為傲,並跟孩子走上街頭,不甘再做平凡師奶,結果,在二○一四年的七一凌晨,因預演佔中,與女兒一起死守街頭雙雙被捕。
  看到這裏,你以為一個有為青年走到鋃鐺入獄這一步,是父母一手造成?我覺得,不完全是。
  翻看何潔泓的故事,中學就讀Band 1英中的她,以優異會考成績考入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,「當時正值反高鐵,老師在課堂上提及高鐵背後的利益輸送,我才知道香港有這樣一回事。」老師帶她走進思想大觀園,讓她成為反高鐵苦行隊其中一員,開始踏上社運之路,也在社運圈子裏找到男朋友——獨立導演盧鎮業(小野)。
  小野的社運路,原來跟何潔泓很相似,他也是在預科那年碰上一個中文老師,這老師負責每年的六四周會,「全校學生都去,我們才知道六四原來咁勁揪!」看着零碎片段,小野兩眼發直,「對我來講成件事真實了許多,一具具屍體在螢幕出現,我們要好直接咁面對。」老師還帶他和其他學生出席維園燭光集會,那是小野的第一次,心情激動,從此也中了社運毒。
  看何潔泓和她前男友的故事,我的背涼了半截,一個大好青年,原來是被老師和母親引上絕路。
屈穎妍

2017年8月10日 星期四

孟子的預言

孟子的預言
  最近中國網絡流行讀孟子,當然,此一網絡風氣可能局限於有知識喜文藝的人群。他們留意到孟子開卷的梁惠王篇,其中有一個詞彙「罔民」。
  「罔」的意思是羅網,當動詞用,南宋的大儒朱熹解釋,「罔民」就是把國民圈在羅網中,令他們無知,隨便宰割,「欺其不見而取之也」,是一種欺騙和陷害。
  東周是中國少有的自由時代,也即西方學者定義的「軸心世紀」,指公元前的幾百年內東西方恰好都有偉大的哲學思想興起,有如形成軸心,影響後世千年的人類文明。
  孔孟雖然並稱,但孟子比孔子激進得多,風格有點像今天的辯論,不像孔子那樣只是陳述事實,譬如孔子說「君子喻於義,小人喻於利」,但是義和利怎樣界定,是不是非黑即白之簡單劃分?如果君子的使命是報國,但報國的目標是甚麼?為國家謀得更好的利益,這算是義,還是利呢?好像明朝的海瑞,只顧保持自我清官的名聲,不做實事,又能不能算「義」?讀孔子都是沒有解釋的。
  孟子往往有更進一步的解釋,梁惠王問孟子治國,孟子有各種詳細解釋,其中有一句名言叫做「因無恒產,則無恒心」,如果老百姓沒有固定的財產收入,就不會有道德觀念,然後為非作歹,政府卻治他們的罪,就叫做「罔民」,因為這種人受現實局限,無法自足自立,也想像不到何謂有品質的生活、做人如何要有道德、尊嚴等等。
  中國的網民讀到這句話,聯想到自身處境,認為孟子所言,依然適用於今:因為中國人沒有公民權,即使有財產也可以隨時蒸發,總是遑遑不可終日,只知逐利而沒有其他目標,導致道德崩壞,全民皆罪人。
  孟子生得太早,幾乎沒有可能興起私有產權的概念,很可惜。但在戰國時代,中國的貴族和士人依然相信「父子主恩,君臣主敬」,絕對不是權力一面倒的「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」,孟子還提出「君臣對等三原則」:「君之視臣如手足,則臣視君如腹心;君之視臣如犬馬,則臣視君如國人;君之視臣如土芥,則臣視君如寇讎」,雖然並非現代意義的「平等」,但已經超越中國後世的一千年了。但就是這些觀點,在中國政治中很難容得下,孟子從來都不是中國政治思想的主流,尤其是乞丐出身的明朝皇帝朱元璋,乾脆認為孟子大逆不道,一度廢除孟子配享文廟的資格,又親自刪節孟子的文字,如果孟子落在他手裏,就死得很難看了。
  當然,朱元璋的王朝也不可能造就孟子,孟子生活在類似歐洲封建的分裂時代,並沒有大一統的君主集權。孟子去見貴族,大家平起平坐,其中那個梁惠王似乎與孟子熟不拘禮,有時直呼「老嘢」,有時又敬稱「夫子」,還罵自己昏庸「不敏」,但這個似乎並無建功立業的梁惠王,因其罕有的謙卑氣度,加上沾了孟子的光,也從此不朽。
陶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