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11月15日 星期三

世界艱難

 世界艱難
        我有位朋友是高級打工仔,年薪數以百萬元計。最近與他聚會的時候,聽到一個改變了他一生打工經歷的故事。
  我這位朋友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文大學畢業,一年之後回到中大的學生事務處做行政主任。這是一份高薪工作,當時的月薪七千元,而一般大學生的月薪只有二千多元。朋友的辦公室面積有二百、三百呎,比現時的納米樓還要大。
  朋友口才了得,年輕時有點恃才傲物,但上班幾月之後,他的老闆、學生事務處處長開始對他有意見,朋友是她挖進去工作,本來是很賞識他的。有一天,女上司叫朋友到她的辦公室大罵一番。她批評朋友不知道機構要些甚麼,不知道如何積極做出貢獻,也不知道如何分擔老闆的工作,只知道想着自己。女上司告訴朋友,以後與她開會時,都要帶著記事簿,記下老闆要求的工作。更要朋友不但完成老闆指示的所有工作,還要主動找工作做。
  女上司最後說:「當你做到所有的上級都喜歡他,搶着要你幫他們工作,你就成功了。」女上司主要是批評朋友太過自我中心,做事被動。女上司罵了朋友個多小時,連放工時間也過錯了,最後說:「我看你的眼神,就知道你心中不服氣,小朋友,我告訴你,The world is tough!(世界艱難)以後做事,記着我這句話吧。」
  朋友形容走出女上司的辦公室的時候,心情極度沮喪,雙腳發軟,眼前發黑,就像世界末日。雖然很不服氣,但又不想失敗地離開職場,對女上司的訓話,反覆思考,朋友最後總結,女上司的說話就如醍醐灌頂,令他終生受用不盡。他往後做事的原則,就是不再從自己出發,不再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,不再覺得上司對他很差勁,而要非常「爛做」,極度盡責。經此一役,朋友的人生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,後來終於成為一個上司搶着要找他做事的好員工,此後的工作也一帆風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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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

文字陣地


文字陣地

        潛移默化四個字,其實是洗腦的最高境界,一點一滴,影響於無形,其中一種潛移默化的方法,是文字、用字。

 

        過去我們的媒體常說「中港交流」、「中港台」,叫得琅琅上口,卻沒有發現,其實這是一種潛移默化,靜靜地將中國、香港和台灣模糊成地位對等的三個個體,彷彿彼此沒有附庸關係。

 

        我們不會說「日港」、「英港」、「法港」……因為大家知道香港的對應頂多是東京、大阪、倫敦、巴黎,但不知怎的,我們的新聞、政府官員、甚至教科書,卻常把「中港」掛在口邊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 最近,新華社終於公佈了一批媒體及官員的禁用詞,終止了過去語言上的潛移默化,尤其港澳適用字上,更是針對這些年我們國不國、區不區的冇大冇細說法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譬如,我們以後不能再用「中港」,可用「內地與香港」、或者「京港」、「滬港」,避免讓人誤以為香港是國家。中央官員來港,不能叫「出訪」,應叫「視察」、「考察」或「訪問」。香港來的旅行團不叫「國內旅遊」,應為「內地旅遊」,因為同一個國,本就沒有國內外之分。

 

        九七回歸,我們常常說是「主權移交」或者「收回主權」,以後這種說法要改,正確應為「恢復行使主權」及「政權交接」。

 

        另外,一些概念,新華社也定出指引,例如香港、澳門是「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,不得說成三權分立」;反對派自我褒揚的用語也要慎用,如「雨傘運動」應稱為「違法佔中」;「佔中三子」應是「非法佔中發起人」或「佔中三丑」;陳日君不用「榮休主教」而是「前主教」等等。

 

        也許黃絲帶又要說甚麼文字獄呀、言論自由呀,但一個國家的媒體、教育、官方對某些名詞有統一口徑稱謂,是國際標準,全世界如是,只是香港一直無王管而已。

 

        習主席說:「絕不允許任何人、任何組織、任何政黨、在任何時候、以任何形式、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。」第一片不能分裂的,就是文字陣地。

 

屈穎妍

 

2017年10月27日 星期五

點解人們愈鬧,中國愈得?

點解人們愈鬧,中國愈得?
        十九大之後有很多有關中國的議論,有個略帶一點自由派思想的大學老師跟我說,香港人習慣了自由生活,不喜歡大陸相對專制的管治手法,但過去二十年香港人愈鬧共產黨,中國就愈來愈好,經濟快速發展,「我們都要想想,中國還是有些事情做對了。」這個思考角度很好,我覺得要看中國過去一百年的發展軌跡,才可以解答到這個問題。
  時光又倒流到一九一九年中國五四運動時,昨天我講過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結了五四運動,當時的知識份子覺得中國要跟西方道路發展,但結果中國仍給人欺凌,要將德國的膠州灣租借地,交由日本接管。
  那一年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的八年,中國開始模仿西方建立一個共和政體,可惜中國並未強大起來,民族未能自立。
  相比之下,日本卻強起來了。一八六八年日本開始進行明治維新,國力迅速上升,二十六年後即一八九四年,發生中日甲午戰爭,日本一個小國首先打敗大過她很多的中國。到一九○四年,日本再在日俄戰爭擊敗俄國,稱霸亞洲確立它是強國的地位。
  當時很多中國人都想仿效日本走西方制度,搞出類似民主共和的政體,但巴黎和會如一盤冷水淋到中國人頭上,結果就分裂出兩條道路,一條道路是繼續想走西方路線,另一條道路是仿效俄國十月革命,搞社會主義革命。結果中共把社會主義引入中國,在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,建立新中國。中共搞革命成功,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,這是她做對的第一步,完全符合當時中國人希望國家獨立自強的願望。
  我讀大學時研究過一個課題,就是一個搞革命的政黨在奪取政權後,如何演變成一個搞發展的政黨,當時我已發覺大多數革命政黨難以轉型。革命是搞破壞,但革命之後的建國就要搞建設。毛澤東是革命領袖,發動群眾,打仗鬧革命很成功。要他坐下來搞經濟講建設,非他所長,他就用搞革命的方式搞經濟,搞不好大權旁落。再發動一次文化大革命,重新奪回政權。
  中共不能由搞革命的政黨演化成為搞發展的政黨,在和平時代不斷革命,背離人民希望有和平溫飽生活的要求,成為她走錯的第二步,很多海外華人對中共形成惡劣的印象,都從這時形成。
 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過世,鄧小平上台,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開放,再把解決人民溫飽作為頭號問題,中共由革命型政黨過渡向發展型政黨。如果西方的民主制度下政府是以選票來取得合法性,社會主義制度則無普及的選舉,只能透過直接解決人民最大需求來獲取合法性,路走對了,人民的支持就高了。這是中共由錯轉對的第三步。
  但二○○一年中國入世後,二○○二年開始的十年,中國經濟迅猛發展,但管理比較鬆馳,貨幣濫發,貪污伴隨發展而生,十元銀行貸款,有七、八元不知跑到那裏去,中國的路雖然未見大錯,但又開始走偏了。到二○一二年習近平上台後,從嚴治黨,整頓經濟結構,令一切重回正軌。
  中共在十九大是以滿足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」為己任,以建立現代化強國為目標,這是一百年前中國人已開始有的夢想,將是中共走對的第四步。
  中共領導中國,由革命之路,走上發展之路,追尋美好生活,正是民心所向。她正以專制但高效的施政,獲取人民的認受性。若我們從虛無的角度質疑中國缺乏民主,但它卻如此高效地滿足着人民的需求,套用一句俗語,這是非常「堅離地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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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永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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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

莫害死學生 並害苦香港人

莫害死學生 並害苦香港人
香港有這樣一批人,他們口頭上說,自己不支持港獨;但在實際行動上,卻處處阻止別人去反對港獨。誰要是批評一下港獨分子的言行,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跳出來,反過來說反港獨的人不是,說反對者反應過敏,只會刺激更多的人支持港獨,有人甚至說,港獨是反港獨的人弄出來的。這是甚麼邏輯?明明是港獨分子公然叫囂在先,反港獨者批評回應在後,怎能把回應的人說成是發動的人?分明是有人想替港獨分子排除阻力,使港獨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。
 日前,香港十間大學的校長,發表了一份反對港獨的聯合聲明,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,但亦有人跳出來,說校長的聲明是在中方的壓力下,被迫作出的。有人甚至指校長已向中共跪低。很明顯,說這種話的人本身就是在向校長施壓。誰要是反獨,他們就說誰是接受中共擺布。他們想利用港人恐共與仇共的情緒,去削弱香港的反獨力量,好讓港獨分子可以顯得更有勢頭,可以更容易擴散出去。
 其實,有不少反對港獨的人,根本不是中共的追隨者;他們中有些甚至是極之反共的。但這不妨礙他們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,不想國土被分裂,國勢被削弱。他們更不想自己的後代,像羅興亞人或庫爾德族人那樣,要淪落天涯,到處被人欺負,他們覺得,年輕人或許因為入世未深,才不明白箇中道理;但一些為人師表的,竟也對港獨假反對真縱容,實在有點不可思議。
 他們亦想不明白,為何有些香港人,之前可以這樣積極投入保釣運動,現在卻可掉過頭來支持港獨。相比釣魚台,香港對中國來說,無論在政治、經濟、民生、文化等層面,都更為重要。可見他們當年搞保釣,其出發點根本不是為了國家的利益。
 站在中國的利益來考慮,無論中國由哪個政黨來執政,中國人民都不容香港獨立。執政者若是在這個立場上表現得軟弱的話,他的執政地位就不可能保得住。因此,無論誰執政,都不會對香港獨立袖手旁觀,反對派選擇在港獨問題上去挑釁北京,實在十分不智。這只會叫北京把對香港的政策收得更緊,令香港人原先還可以享有的自主空間也被縮小。情況將有如佔中換來人大8.31決定一樣。
 我相信,現時在背後策動年輕人去搞港獨的人,他們是十分清楚香港是沒有機會獨立的。所以,他們的目標根本不是要令到香港獨立,而是要令中共的一國兩制失敗。他們知道,在別的問題上中國還可以忍手,但一涉及領土與主權,中共就一定會反應強烈,那就很容易行差踏錯,破壞了對一國兩制的承諾,那之前的努力,就會毀於一旦。
 不過,我相信中共即使出手,亦不會立即改行一國一制算數,而是會進一步把政策收緊,甚至會把某些全國性的法律,也拿到香港來推行,直到港獨思潮沒有滋長空間為止。只是在這個過程中,其他香港人也一併成了受害者,自主的空間一定不如今天多。至於參與港獨的年輕人,付出的代價一定會更多。他們會犯法、會坐牢、會失學、會前途盡毀,再回頭已是百年身。
C觀點施永青

2017年9月13日 星期三

論語(四則)-----

論語(四則)-----譯文
1. 子曰:「學而時習之,不亦悅乎?有朋自遠方來,不亦樂乎?人不知而不慍,不亦君子乎?」
3. 子曰:「溫故而知新,可以為師矣。」
2. 子曰:「學而不思則罔,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4. 子曰:「三人行,必有我師焉:擇其善者而從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最佳解答:  1. 子曰:「學而時習之,不亦悅乎?有朋自遠方來,不亦樂乎?人不知而不慍,不亦君子乎?」
 語譯: 孔子說:「學習了并按一定的時間溫習,不是很愉快嗎? 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方來,我和他一同探討、交流,不也是很快樂嗎?」
 分析: 孔子認為學習是一個人安身處世的根本,勸人以學習為樂,並且指出學習的正確方法。學了知識或技能,必須反覆溫習和鍛鍊,才能鞏固所學。至於待人方面,有朋友從遠方來探訪,自然感到高興;但遇到不瞭解自己的人,也不抱怨,這樣才可以稱得上是君子。這一則用反問句來表示肯定的內容,語氣顯得委婉而親切。
2. 子曰:「溫故而知新,可以為師矣。」
 語譯: 孔子說:「溫習舊的知識,從而得到新的知識,這樣就可以作為老師了。」
 分析: 孔子以自己的切身體會,總結出「學」和「思」之間的關係,指出兩者應當並重,不可偏廢。只顧埋頭讀書而不思考,那就不能透徹理解;相反,只空想而不讀書則會產生疑惑。這一則用對比的寫法指出「學而不思」和「思而不學」都不足取,從而使人悟出「學」與「思」不可缺一的道理。
3. 子曰:「學而不思則罔,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 語譯: 孔子說:「學習了卻不思考,就會迷惑;思考了卻不學習,就會精神疲倦而無所得。」
 分析: 這則雖然和第一則意思相近,也是談論溫習的重要性,但比「學而時習之」又進了一層,特別強調知識的更新。溫習學過的知識,每有新的體會。能不斷更新知識,這樣的人就可以做老師了。「溫故」和「知新」貌似對立,實則相輔相成,「溫故知新」這說法極富有哲理。
4. 子曰:「三人行,必有我師焉:擇其善者而從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 語譯: 孔子說:「三個人在一起行走,一定有可以作我的老師的人在其中;我選擇他們那些好的方面學習,那些不好的如果自己也有,就要改正它。」
 分析: 這一則主要說明不僅要自書本中學習,還要向身邊的人學習。幾個人走在一起,其中必定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。所以,我們既要從正面學習別人的長處,也要從別人的錯誤中汲取教訓。
 總括:
孔子所強調的學習方法是:第一「學而時習之」,學了之後,一定要按時重溫,經常練習,這樣才能鞏固知識,提高能力。第二,「學」與「思」相結合。學習時要思考,在思考中學習,二者相互促進。第三,「溫故知新」。通過溫習,對舊知識加深理解,熟練掌握,為學習新知識打下基礎,也可從中得到新體會。這種「推陳出新」的學習方法,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孔子認為,對自己要加強身心修養,愛護自己的朋友,即使別人對自己不了解,也不能惱火;還要牢記「三人行,必有我師焉」,要善於向他人學習。
 網址提供:
http://www.edb.gov.hk/FileManager/TC/Content_3019/wen01.doc

2017年9月2日 星期六

一個日本青年岩里政男

一個日本青年岩里政男

  談到國歌、談到中國抗日戰爭,想起很多故事。我小時候住在深水埗的一家商舖,閒着沒事,天天坐在門口看街,經常見到一個「乾淨」乞丐走過,這個乞丐和其他的乞丐很不同,陸軍裝髮型,穿著背心短褲,衣褲雖然已經變得灰白,但頗為乾淨,想是經常洗換。這個乞丐不大講話,街坊都稱呼他「日本仔」。
  後來聽爸爸說,「日本仔」是二戰時侵略香港的日軍,戰後日本投降,不知道是甚麼原因,他滯留在香港,一過就是幾十年。我當時覺得他的人生很悲慘,被國家派到異地打仗,最終流落異鄉,與家人永久分離,終生行乞過活。
  人的命運難測,就在這個「日本仔」從軍打仗的差不多時候,一個叫岩里政男的日本青年,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農林經濟科讀書。二次大戰開始,岩里政男被徵召轉讀日本預備士官學校炮兵科。他的兄長岩里武則同樣被徵召入伍,被派到東南亞打仗,最後在馬尼拉之役戰死沙場,其靈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之內。
  岩里政男留在日本作戰,在名古屋當炮兵士官,在二戰最後階段,以高射炮迎戰對日本本土大舉轟炸的美國戰機。二戰結束後,岩里政男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乘坐日本郵輪「米山丸」回到台灣,在台灣大學重新就學。這個岩里政男,就是李登輝,後來台灣的總統。
  你可能會問,為甚麼好好一個中國人,會改了一個日本名字?這就要回看台灣的歷史。在「甲午之戰」後,中國大敗,中日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《馬關條約》,中國把台灣割讓予日本。在李登輝長大的年代,台灣就像其他殖民地一樣,實行日語教育。李登輝看的是日文書,懂得日文,不太懂中文。當時也有相當數量的日本人移民台灣,成為台灣高一等的民族。台灣最高級的學校,只讓日本人子女入讀,華人只可以讀次一等的學校。反過來說,台灣人能夠到日本留學,就是一個鍍金的行為。
  日本開始部署侵華的同時,推動了一個「皇民化運動」,逐步把台灣、北韓、琉球(即今日的沖繩)以及中國滿洲國等殖民地的人民,同化成大日本帝國的皇民,既防止這些殖民人民地在戰時造反,也把他們納入日本軍隊,充實日本兵源,到各地打仗。
  李登輝就改了岩里政男這個日本名字。試想一個只懂日語、有着一個純日本姓氏的人,他也分不清自己是日本人還是殖民地的人,這是一個消滅民族的計劃。
  試想如果日本人能夠沉得住氣,沒有在一九三七年發動侵華戰爭,也沒有參與二次大戰的話,今天的歷史便要改寫,中國東北一大片土地、台灣、北韓最後可能被日本完全同化,成為日本帝國的部份。當地的人經過一兩代之後,便完全變成日本人,不再是中國人、朝鮮人。你今天去沖繩旅行,那裏已是日本一部份。過去,沖繩以前是臣服於中國的琉球王朝。現在,你已分不清琉球人和日本人。
  國際的舞台,就好像森林一樣,並不講道義,也不講原則,只講強弱。強國吞併弱國,弱國民族湮滅。台灣之所以走上台獨的道路,部份的歷史根源,就是其殖民地時代的親日背景。李登輝在二戰之後五十年成為台灣的總統,他經常自命是日本人,不是中國人。
  香港人身處的英國殖民地時代,不像日本殖民地那樣的徹底殖民化。香港人仍然有較強的中國人身份認同,反而在回歸之後,變得例外。
  我談到國歌,說到民族精神,講到抗日歷史,並非想宣揚一種仇日心理。我覺得無論是小時候遇到的行乞的「日本仔」,抑或岩里政男,都是時代的受害者,他們只不過是被激進政府播弄,成為政權的犧牲品。
  無論如何,中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,在世界上佔有重要一席,得來不易。我們對國歌,應應該抱有一份崇敬、一份感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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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永雄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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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

國歌堅持用抗戰歌詞有深意

國歌堅持用抗戰歌詞有深意
  昨天談到全國人大計劃制訂《國歌法》。我覺得今天很多香港人對於國歌的認識,還是很少,值得一談。

  我三十多年前讀大學的時候,首次接觸到中國國歌。開頭那幾句:「起來!不願做奴隸的人們!把我們的血肉,築成我們新的長城!」覺得甚為鼓舞人心。當唱到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」這一句,就覺得有點奇怪:中國那個時候,已經遠離上世紀三十年代抗日的危險時期,為甚麼還要保留這句子呢?引起了我去翻查國歌歷史的興趣。
  國歌是《義勇軍進行曲》,於一九三五年由聶耳作曲、田漢作詞。原是一首抗日的歌曲,成為電影《風雲兒女》的主題曲。要明白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產生的背景,一定要明白當時的歷史。在這首歌曲創作之前四年,一九三一年發生了「九一八事變」。日本侵略中國的東北,在東北三省、內蒙以東和河北地區建立了「滿洲國」,扶植已經遜位的最後一個清朝皇帝溥儀為滿洲國的皇帝,其實等於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傀儡皇帝。 
  滿洲國是日本入侵中國的殖民地,又把大量日本人殖民到滿洲國。當時日本政府在國內大力宣傳滿洲有好山好水,很多農田,土地肥沃,騙了很多日本人到滿洲開荒,客觀上大量在當地殖民。
  日本打開滿洲國這個缺口,想鯨吞中國的意圖,昭昭明甚,也激起了中國國民風起雲湧的抗日情緒,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也在這個時代產生。兩年之後,到一九三七年,日本製造「盧溝橋事件」,借追尋失蹤日軍為由,對中國展開全面侵略,八年抗戰,就此展開。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產生,也等如預言了中國人要奮起抗日,否則就會做亡國之奴隸。最後經過八年艱苦戰爭,成功抗日,之後再經歷四年內戰,共產黨奪得中國政權。
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,在新中國建國前夕,毛澤東及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國旗、國徽、國歌、紀年、國都協商座談會。談到國歌的時候,曾經討論到是否應該修改國歌的歌詞,特別是當中的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」,因為當時的中國,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了。當時,包括田漢等人都贊成修改,但也有不少人反對。
  最後周恩來建議保留原來的歌詞,因為「這樣才能鼓動情感。修改後,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了。」最後由毛澤東拍板,保留原來的歌詞。其實,很多國家如法國的國歌《馬賽曲》,也保留當時革命的歌詞,尊重其完整性,凸顯民族革命的靈魂。
  明白了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在抗日時代產生的背景,才會知這不是代表某黨或者某政府的歌曲,而是代表中國人對抗外國侵略、爭取民族獨立自主的精神。
  內地現時提出制訂《國歌法》,源於有全國政協委員發現在不同場合,出於演奏的種種需要,可能會對國歌的奏鳴有不同的改動,所以建議訂立《國歌法》,統一使用國歌的標準。據悉,雖然《國歌法》的產生,並非因為有香港人辱罵國歌而生,但香港出現這些歪異行為,一定程度觸動了中央,覺得要盡快訂立《國歌法》,以防止侮辱國歌的風氣蔓延。
  當有些人噓國歌,甚至把國歌改成粗口歌的時候,原意可能是想表達對中央政府或者當時特首的不滿,但其行為本身,其實是在侮辱自己的民族。我們在和平的時候,完全想像不到國家給人侵略、發生戰亂的悲慘情況。但當放眼世界,看到伊拉克及敍利亞被伊斯蘭國佔據的慘況,就會明白戰亂並非無可能發生,外來的侵略,隨時都有可能。
  當然,防範外國的侵略、維護民族的獨立的同時,完全不等於和監督政府有良好的施政、維護民主自由和人權,互相有衝突。但無論如何,我們都要明白,不應該侮辱國歌,侮辱國歌,就等如踐踏自己民族的靈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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