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談初期的大公報

漫談初期的大公報
中華民國元年雙十節當天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
1902年6月17日，《大公報》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，其創辦人為輔仁大學倡議者之一的英斂之，屬清末保皇黨。英斂之在創刊號上發表《〈大公報〉序》，說明報紙取大公一名為「忘己之為大，無私之為公」，辦報宗旨是「開風氣，牗民智，挹彼歐西學術，啟我同胞聰明。」英斂之主持《大公報》十年，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，變法維新，以敢議論朝政，反對袁世凱著稱，成為華北地區引人注目的大型日報。

中華民國成立後，1916年9月，英斂之將報館售予股東之一的王郅隆。1916年10月，王郅隆全面接收《大公報》後，聘請有過辦報經歷的胡政之為主筆兼經理，胡上任後主持報館改革。1916年11月10日起，胡政之入館一個月後，《大公報》由書冊式改成了通欄式，將垂直的兩欄改成四欄，以後又經過幾次改革，改成六欄、八欄。在字型大小方面也進行了調整，各種字型大小大小間隔、搭配，改變了原來比較單調的狀況，使版面變得錯落有致。新文化運動期間，胡政之在主政時掌管言論，在張勳復辟、五四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，《大公報》發表過不少有影響力的文章。[3] 胡政之也在採訪完巴黎和會後辭去經理職務。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關東大地震中喪生，安福系於次年垮台。難以為繼的大公報於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。《大公報》創刊時的大公報一直是書冊式，一個整版直排，分上下兩欄，欄之間留一空白，每欄都加了邊框，對摺以後即可裝訂成冊。

1926年，吳鼎昌、張季鸞、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，接辦《大公報》。三人擬定五項原則：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，不向任何方面募款；三人專心辦報，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奉給的公職；胡政之、張季鸞二人以勞力入股，每屆年終，由報館送於相當股額之股票；吳鼎昌任社長，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，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；由三人共組社評委員會，研究時事，商榷意見，決定主張，輪流執筆。最後張季鸞負責修正，三人意見不同時，以多數決定，三人意見各不同時，以張季鸞為準。[4]

1926年9月正日，《大公報》復刊號由張季鸞執筆發表的《本社同人之旨趣》中，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：「不黨、不私、不賣、不盲」。大公報續刊時發行量不足2000，到1927年5月漲至6000餘，同期廣告收入由每月200餘元增至1000餘，營業結算由每月虧損4000餘轉為收支平衡。5年後達到5萬份，1936年突破10萬份，成為全國一流的新聞類刊物和輿論中心。

1928年東北易幟、1930年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通電全國擁蔣入關兩大新聞，皆為《大公報》獨家發布。

1935年12月，吳鼎昌出任實業部部長，辭去社長一職。鑒於平津局勢緊張，《大公報》開始向南發展，1936年4月1日，《大公報》落戶上海望平街，創辦上海版。津滬版同時發行，《大公報》正式成為一張名副其實的全國大報。

1935年至1937年，連載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，公開報導共產黨和紅軍。《大公報》出版部還結集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，題為《中國的西北角》出版，並七次再版。抗戰初期，出版了范長江報導中共陝北根據地的通信集
《大公報》最輝煌的時期是1926年至1949年，該報「四不主義」（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盲）最為出名。吳鼎昌、張季鸞、胡政之等報人讓它成為當時中國新聞界的翹楚。
[編輯] 抗戰中大放異彩的《大公報》
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人物，大公報前主筆張季鸞
七七事變後，天津、上海相繼陷落。《大公報》力主抗戰，表示「一不投降，二不受辱」，天津版、上海版分別於1937年8月5日、12月14日停刊。
張季鸞率曹谷冰、王芸生等相繼創辦漢口版（1937年9月18日—1938年10月17日）和重慶版（1938年12月1日—1952年8月4日），胡政之率金誠夫、徐鑄成等先後創辦《大公報》香港版（1938年8月13日—1941年12月13日）和桂林版（1941年3月15日—1944年9月12日）。抗戰期間，《大公報》輾轉遷徙，財產損失嚴重，但由於經營管理得法，報館依舊獲得長足發展，渝版、港版、桂版一度同時發行，在規模和輿論影響力上，國內報紙難望其項背。
1941年4月，《大公報》收到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來函，被認為是「《大公報》刊行悠久，代表中國報紙。」「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，《大公報》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導，始終充實而精粹，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。」「《大公報》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，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，迄無可以頡頏者。」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最佳報紙稱號（密蘇里新聞學院獎是新聞界內很高的榮譽，先前亞洲只有日本的《朝日新聞》和印度的《時報》得到過這個殊榮）。當日重慶新聞界隆重集會，以示慶賀；《大公報》發表《本社同人的聲明》，概括《大公報》的成功經驗為「文人論政」和「商業經營」。
1941年9月，張季鸞去世，國共兩黨以及全國各界幾乎一致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。張季鸞逝世後，內部機構變化：成立董監事聯合辦事處，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員，統一領導各館；成立社評委員會，王芸生為主任委員，負責社評的選題、立論和撰寫事宜。
1943年2月2日，重慶版發表《看重慶，念中原！》社評，對比河南災民慘狀，斥責重慶富豪奢靡生活。此文激怒國民政府，被勒令停刊3天。
1943年9月6日，胡政之在紀念張季鸞逝世兩周年社祭會上，宣布董事會新近制定的《大公報同人公約》五條，其中第一條規定「本社以不私不盲為社訓」，第四條規定「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為社慶日，紀念創辦人吳達銓、胡政之、張季鸞三先生」。

[編輯] 二次國共內戰時期
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《大公報》的主筆王芸生
抗戰勝利後，《大公報》著手停刊各版的復刊工作。1945年11月1日、12月1日，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繼復刊。1946年元旦，在上海成立大公報社總管理處。總管理處由總經理胡政之主持，總攬各館。1948年3月15日，香港版復刊。言論方面，基本上是呼籲和平，反對內戰。對中共，發表《質中共》等社評，受到《新華日報》抨擊，稱其「小罵大幫忙」，是「法西斯幫凶」；對國民黨，不滿和抗議其鎮壓學生運動和實行文化專制政策，國民黨《中央日報》稱王芸生是「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」，發起「三查王芸生運動」。
在國共爭奪權力的白熱化時期，《大公報》發表《自由主義者的信念》社論，主張中國走「第三條道路」，「文人論政」的《大公報》處境尷尬。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離開上海，轉道台灣飛抵香港，親自主持港版工作。11月10日，港版發表《和平無望》，宣布改變立場，開始左轉。